近日，有媒體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全國至少18個省市區(qū)明確提出了“幸福社會”的概念。2011年數(shù)據則顯示，已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“幸福城市”。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，溫家寶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曾表示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、更有尊嚴。（《新京報》，10月30日）

    GDP很“豐滿”，幸福卻很“骨感”，“經濟牛市”遭遇“幸福熊市”，類似的尷尬，足以說明GDP的局限。相比政績完全盯著GDP，將幸福列為施政目標，倒也不失為執(zhí)政理念的回歸?，F(xiàn)實中，政績鎖定GDP的弊端，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殺雞取卵式畸形發(fā)展，早已飽受詬病。既然經濟社會發(fā)展的終極目標其實就是為追求幸福，那么，以幸福作為施政目標，當然要比“唯GDP是舉”來得更加科學和全面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全國18個省市區(qū)提出“幸福社會”的概念，并以此作為施政目標，能否成為對過往“GDP政績觀”的糾偏，幸福又會否如期而至，的確都令人期待。

    應該承認，幸福作為施政目標，相對唯GDP指標論政績，固然是一種進步。但是，相比看得見、摸得著且可以直接用數(shù)字來衡量的GDP，幸福無疑要虛無縹緲些，究竟何為幸福，恐怕也是仁者見仁、智者見智的問題。既然如此，要把帶有更多主觀性的幸福感作為施政目標，如何衡量并評判“幸福”這項政績，便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。

    托爾斯泰曾經說過，“幸福的家庭個個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”。既然幸福各個相似，那么，對幸福歸類統(tǒng)計看來也并非絕無可能。在這方面，各類幸福指數(shù)的調查與排名，似乎也可以用作測算“幸福政績”的辦法，例如，芝加哥商學院一位教授曾研發(fā)的幸福感評價體系，其中指標中囊括了生活感受、房價、物價、交通狀況、醫(yī)療便利程度、治安狀況、對外來人口的包容程度等22個指標，應該說是事無巨細。不過，即便是完善如此，是否能將幸福一網打盡，的確還不能過于自信。此外，相比設定指標，如何量化，也同樣絕非易事，既然幸福與否歸根結底仍是一種主觀感受，那么調查的手段，調查的口徑，調查的覆蓋面，自然會極大的影響最終結果。以央視記者“你幸福嗎”的發(fā)問為例，之所以引發(fā)熱議甚至戲謔，與其說是因為問錯了場合或對象，毋寧說是緣于這樣的發(fā)問很難有代表性和說服力。幸福政績的置信度會如何，自然也面臨同樣的挑戰(zhàn)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在提出幸福政績之前，各類“幸福城市”的評選早已并不鮮見，盡管比純粹經濟層面上的桂冠來的更有“含金量”。但即便如此，選出的“幸福城市”仍不乏爭議?！靶腋３鞘小背３Ｊ艿阶约菏忻竦馁|疑乃至反對，就很能說明問題。一旦所謂的“幸?！?，與居民的真實感受之間存在差異，其實都不能算是名至實歸。畢竟，在“幸福”這件事兒上，其實并不能玩“四舍五入”，更不能“去掉一個最低分”。按照木桶理論，“幸福城市”其實不能只看幸福人群的幸福指數(shù)，而更應關注幸福感最低群體的感受，甚至以最短的那根板來作為衡量基準。

    可見，“幸福政績”并非毫無缺陷，相比GDP的客觀性，幸福的統(tǒng)計因為有了更多主觀的成分，其實難免在統(tǒng)計的過程中產生偏差，尤其是當幸福政績的衡量方式本身尚不完善，統(tǒng)計樣本也不夠完備和多樣的話，幸福政績被人為操縱的可能性恐怕也更高，會否“為了政績故，公眾被幸福”，自然也就絕非杞人憂天。基于此，即便真要將幸福納入施政目標，其考核與評判也不妨交給第三方機構，而不宜由官方自說自話。